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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愈作品]韩愈

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评价】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

(2) [韩愈作品]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汉族,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南省邓州市,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792年及第后,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19年(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是一个语言巨匠。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一、人物生平
  韩愈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潮州。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着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着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着“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着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二、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师说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2]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
  三、人物轶事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四、作品一览
  晚春一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晚春二
  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
  榆荚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
  春雪一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雪二
  看雪乘清旦,无人坐独谣。
  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销。
  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
  洒篁留密节,着柳送长条。
  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
  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
  江浪迎涛日,风毛纵猎朝。
  弄闲时细转,争急忽惊飘。
  城险疑悬布,砧寒未捣绡。
  莫愁阴景促,夜色自相饶。
  春雪三
  片片驱鸿急,纷纷逐吹斜。
  到江还作水,着树渐成花。
  越喜飞排瘴,胡愁厚盖砂。
  兼云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见迷巢鸟,朝逢失辙车。
  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
  失势一落千丈强。
  蹉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度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

(3) [韩愈作品]名家名篇: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散文学兼诗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屡被贬。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方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词必已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蚀》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有《韩昌黎集》。
杂说四
【题解】
    本文选自《韩昌黎集·杂说》,题一作《马说》。本文题从通行古文选本。全文采用“托物寓意”手法,以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揭示深刻社会问题。说乃一种文体。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马也!
师说
【题解】
    本文见《昌黎先生集》。为作者赠李蟠之作。主旨在于阐明师道。“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感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调张籍
【题解】 ‘
    《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原文】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
垠崖卉崩豁,乾坤摆雷

(4) [韩愈作品]文学常识:作者作品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2、并称“韩柳”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4、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并称“苏辛”;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女词人)
  5、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6、屈原: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
  7、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两人并称为“孔孟”。
  8、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9、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广泛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有著名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10、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又称《太史公书》),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
  11、“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12、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13、《聊斋志异》是我国第一部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聊斋”是他的书屋名,“志”是记叙,“异”是奇怪的事情。
  14、书法四大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

(5) [韩愈作品]袁枚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1卷;散文 ,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其中,和他的诗歌主张与风格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6) [韩愈作品]以虚心善改为贵

  清代学者吴曾祺说:“古人作文,总以虚心善改为贵。”左思作《三都赋》,十年始成;贾岛“二句三年得”;袁枚“一诗千改心始安”,诚“虚心善改”者也。虚心才能善改。我等愚庸之辈,写出几句东西,便洋洋自得,缺乏虚心,“善改”却无从谈起。对待别人文章,如果没有谦虚之心,轻易修改,势必不能“善改”,吃力不讨好。此类无聊之记忆不少,略举数端,以当笑谈。
  一
  自己作文可以反复修改,可以推倒重来,优良中可劣,文责自负。
  1944年秋,在台州师范读书,国文教师陆文勋先生出了个作文题目《迎秋》。我想,秋,有什么好迎呢?秋天稻谷登场,这是田连阡陌的富人所热情欢迎的。我们山区农民大都没有多少田地,或者只种一点荒山荒地,山地长杂粮,不长稻谷。所以,秋收时常听见农民悲叹说:“放下稻便没有饭吃!”他们哪里有迎秋的心情啊!青黄不接之时,“六月荒,南瓜蒲菜天萝汤!”秋天来了,玉米蕃薯可以果腹,比夏天好多了,农民应该也有一点迎秋之意,可是,不见得兴高采烈!秋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寒冬。
  我照此想法写了作文交给先生。作文簿发回,打开一看,作文后面批语是“狗屁不通,重做一篇!”于是,我挖空心思,重做《迎秋》的作文,大意是:
  秋日,天高气爽,月白风清,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季节,许多准备秋日游山玩水的文人墨客,早就从心里欢迎秋的到来。秋日,是农夫们长年辛勤劳动获得报偿的季节,满田野是金黄的稻穗,晴好天气,开镰收割,打稻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担担用布袋或箩筐满装的稻谷,连接不断地从田间挑回村里的各个晒谷场上,农夫农妇满脸堆笑,心里翻腾起老天不负有心人,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快乐。秋日,农家养的鸡鸭,天天被赶进鸡笼送到田里啄吃那割稻时散落在田板上的谷粒,享受到唯秋日独有的饱餐,每只鸡雏鼓起滚圆的嗉囊,感谢秋的赐与;小孩子们从玉米地里砍来玉米杆当枪棒在晒谷场上习武跳舞,表现了对秋日的无比喜爱。秋日,“清风卷地收残暑”,所有的人对夏去秋来的大自然的和蔼、慈祥、淡雅、多恣多态,感到精神舒爽,满身畅快。谁能发问一句:“你欢迎秋吗?”所有的人会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欢迎秋的来临,更盼望秋能停住脚步,长期留在我们身边,不要离开!”
  陆先生看了我重做的作文,批语道:“确有文学天才,与前文相较,谁信系一人为之……”。我得到教训:学生作文要理解先生命题的用意,即后来所谓“主题先行”,千万不能离题千里,如果违反先生或命题人的用意,“狗屁不通”,叫你“重做一篇”,还算“给出路”,要是“重做”的机会也不给,便只有不及格或打零分的份了。应该说“重做”,必经过一番“善改”的努力,比原作自然要好一些。可是先生认定“狗屁不通”的作文,也不一定是“狗屁不通”。
  二
  人皆有自尊之心,别人的文章休去指摘,尤其修改不得。
  1995年下半年某日,壶镇镇政府朱某同志驾临寒舍,出示一副对联,说是壶镇新建一座牌坊上用,叫我书写。对联作者是壶镇某退休干部。联云:
  一道通三州,进进出出,大胆走你的路;
  千秋共一史,是是非非,放心让人去说。
  阅读此联,深感气势不凡,内含丰富,又觉有加工之余地。我太不谦虚,竟提出修改意见,烦朱同志带回,请镇领导研究后再写。过了四五天,朱同志来电话说:对联已经领导研究,同意将“进进出出”改为“来来往往”,其余不改。
  1996年1月底,收到牌坊对联作者写来3500字的长信,措辞严厉,如雷霆霹雳连轰,令人胆战心惊。第一段文字如下:
  “与你本不相识,因为壶镇牌坊征联,鄙联入选,而你受托代书,乃闻其名。按说从此彼此应有些情谊。可是,殊不料你老自恃才高,于代书时尽无文人规矩,背后一刀,将鄙联“一道通三州进进出出大胆走你的路;千秋共一史是是非非放心让人去说”中的“进进出出”中伤砍去,篡改为“来来往往”。此招实在厉害,兵不血刃,一箭双雕。一方面显示了自己学问很高,谁都在你足下;另一方面,强奸了我的文章,改变了主题用意,把一首高气度、多含意,回味无穷的好联,尽可能地降低到与你相近的水平。为此,鄙人被你气得吐血住院。不过,你切莫以为自己算计很高,当防背后三尺有神明。明白告诉你,你已触犯了《着作权法》,鄙人将依法提起诉讼,要你在法律面前低头认罪。”
  信的第三段批判我没有“学问”又扩大打击面批判“你老等”说:
  “这次壶镇牌坊征联,设有千金重奖,是广告公开向社会发布的,这是创缙云千年之大举,专为施展才学而设的。而你老等一班缙云童生秀才,本是在庙宇亭台上题诗作联的,本是以此见长而显赫缙云的,本是生财之道和拿手好戏,金榜题名是探囊取物,可是就这么区区一隅,却是“草芥”一炬,一片焦土。而你老等一班童生名士,没有一个能名挂榜尾,这是时耶?命耶?还是皇天无眼呢?”“真是天下老鼠皆称老,到处杨梅都姓酸。”(似乎除我而外,还有若干“老”的得罪了他。“老”的都未知有壶镇牌坊征联事,我就不知)。
  信的第四、五段批评说:““来来往往”一词,只适用于凉亭大道,把壶镇作为凉亭大道,该是多么的荒唐,当行人至牌坊处所时,“进壶镇了”或“出壶镇了”,这对壶镇人或过往人都是适用的,而会有“来壶镇了”和“往壶镇了”这样的说法吗?”“你是以声律平仄来更正鄙联的。我大声告诉你:你是在招摇过市,骗人骗自己的。你指本联“说”为仄声,你有什么根据?这不是天方夜谈胡编八说吗?明明不懂声律,以为别人也不懂《广韵》106部。”(既提到《广韵》,我且就《广韵》说明:《广韵》分韵206,不是106。“说”字在《广韵》卷五,入声,薛第十七。是仄声字。)
  我回顾一生,安分守己,与人无争。如“天下老鼠皆称老”、“文坛败类”等辱骂之词,实在是第一次领教。既视我为“老鼠”之辈,“仅是粗知浅学,抄抄写写而已,为文为诗辞对联的入门要诀和精神所在都不知究竟”,又斥我“是那样居心险恶,一首好联被你改得黄金失色。似你这些文坛败类,若不口诛笔伐,则还自以为得计,文坛何安!”我竟又是“文坛”中人了!我哪里是“文坛”中人呢?使用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疯狂骂人的语言,实在触灵魂,使我深受教育,知道“强为人师”去改别人的文章,一要结仇怨,难以化解;二触犯《着作权法》,要负民事责任。今后宜加谨慎。一副好联被改得“黄金失色”,作者气愤,虽然略欠虚心,但可以理解。至今又显得宽容,未提起诉讼,想是镇政府为我挑了担子,幸甚!
  三
  人皆有言论之自由,文人每不免“好为不师”,绝对不评论、不修改他人的诗文也难。一是从事或爱好诗词研究的人,不免要评论别人的诗词,如章立凡竟然不客气地评论了毛泽东的诗词(见《南方周末》);二是当编辑的,不免要修改别人的作品,如宋祁修《唐书》竟将韩愈《进学解》“招诸生”改成“召诸生”等;三是上司,对于下属(秘书等)拟的文稿修改一回是常见的。修改别人文章有所谓“点石成金”“一字之师”者,也有“点金成铁”,不如原文多矣,但因文章被修改气得吐血住院,将人辱骂得狗血喷头亦欠修养。我写的东西,经人修改,不会辱骂人。修改的人出发点是把文章改好,这一点要肯定。
  2002年9月,县政府办公室叫我写仙都黄帝祠祭文。我写的祭文,自知没有写好,向县政府办说明“可以修改后”。后经某局一位领导修改后使用。事后我要了修改后的祭文一看,凡修改之处,都不能令我满意。
  一、我写的祭文第一段写了黄帝功绩,有“诸侯拥戴,修德振兵”之语,修改者把“诸侯”改成“万民”。《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蚩尤作乱,黄帝乃征师诸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之时,各个部落之民都拥戴自己的部落首领即诸侯,黄帝是诸侯拥戴。为什么非将“诸侯”改为“万民”不可?第三段我写了表示今后努力的“开拓创新,斩棘披荆”等此语删去,也是大可不必。
  二、祭文第三段被补充了“始祖飞升于斯,缙云由此生辉,工业强县战略推动………精神文明光彩照人”,意在反映缙云政绩。然我阅读1980至1994年历年陕西省各界及黄陵县各界祭黄帝陵的祭文,看不到叙述陕西怎么样、黄陵怎么样,而始终是着眼于祖国和中华民族整体,因为本地的政绩都包括在祖国成就之中了。所以,补充缙云如何如何,恐是多此一举!又“始祖飞升于斯”一语不切实际。共产党人坚持无神论教育,以政府名义出面的祭文中说这种有神论的话是不慎重的。
  三、第二段里,我写的“两个文明建设,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指路明灯”之句,自己也觉得需要修改,而被改成“三个代表旗帜,与时俱进,两个文明建设,龙腾虎跃。”将“三个代表”放到“两个文明”之前,似乎由于有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这面“旗帜”指引,才有1982年确定并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把历史顺序颠倒了,又觉不能算是改好!
  四、我写的祭文是韵文,力求两两相对的句子偶句押韵,一韵到底。修改者不懂音韵,把我写“虎跃龙腾”改成“龙腾虎跃”,“腾”字押韵,“跃”字就不押韵了。我写“国际地位,举足轻重;国力增长,如日东升”,他竟把“如日东升”调到前面,“举足轻重”调到后面,“升”是押韵,“重”就不押韵了。第三段插进“始祖飞升于斯,缙云由此生辉,工业强县战略推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精神文明光彩照人。”这里“辉”、“进”、“人”都不押韵。不赞成押韵的是可以,可是在押韵的祭文中塞进一些不押韵的句子,使原来文字的节奏韵律遭受损伤,如血管发生梗阻,血液流通不畅,收不到什么好的效果!
  作文不易,“善改”尤难。不能“善改”,与能否“虚心”有关。不虚心便不能郑重其事,认真对待,随意性很大,自以为是,绝不会怀疑自己,自以为非,不会找原来执笔者切磋琢磨一下。为官者,以“官”的身份来修改下级的文章,往往不能改好,而恰恰暴露自己的文字功底欠缺!
  南京市写字师范学校六年级 吴祥昊
 

(7) [韩愈作品]关于春天的作文:那一缕春风_1200字


  温柔的春风带来的是凉意,还有心里难得的安静。可是春天已经不觉溜走,现在我只能回味。(人类这愚蠢的动物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啊)大汗淋漓的耍球回来,春风用柔顺的手或者是丝巾为我拭汗;她还为我滤去日日作祟的虚荣心,带来一时短暂又美好的佛心(信佛的人是幸福的)。更有趣的是春风总让我鼻子发痒,打打一次喷嚏,然后憨憨的大吸一口气。
  有谁和我一样喜欢春天?
  我想,李白是喜欢春风的,他和春风一样浪漫。我不愿举上几首这样状情满怀的诗句,这只要翻翻书,上个百度,却显得庸俗。只想着他外披一件宽布衣,风中登高,任春风拂袖,任其抚发,站在高石上望远。望东,是穷困可怜的老翁老妪,心里忧然;望西,是繁荣喧嚣的盛唐昌貌,犹然于心;望南,风钻叶隙簇簇作响,风卷云雾嬗变为纱,悠然自得啊;望北,幻化出一片竹林,一院菊花。然后席地而坐,闭眼静思,再大咏一句不为后世所知的妙句,继而就地躺下,以云为镜,春风抚头。如果是庄子,会不会幻化成蝶?
  大概韩愈也是钟情于春风的吧,他应该很向往春风恩泽大地的壮举吧。据我所了解,韩愈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在浙江福建这一带于人民一同除鳄鱼,这实在是实事,与虚话不同;他还在那一带兴建学院,发展了一方教育。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他罢官后的愤举(似乎还是丧子后的举动),有人说过韩愈经历了最大的苦难,却保有最好的生活态度,大概是从这得出的结论吧。足以见得,韩愈定是钟情春风的,不然怎会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为民谋福”,如春风般施恩?
  可惜我对古人了解实在不多。
  我还知道西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曲家。为什么名不见经传?一是他并非贝多芬式的“大家”。二,大家应该都知道“铃儿响叮当”这首歌,是啊,他的作品远比这个人的名气大得多啊。他叫约翰·皮尔彭特。从此记住他吧,他像春风般“蓬勃”“生机”,他像圣诞老人一样快乐,他是个不能被打倒的精灵,乐观的像太阳,像溪水,像一切美好的事物。听听看,他的歌里是否有冬季的寒冷?是否有冰冷的雪?是否有人人都祈福祷告招来好运的耶稣?要知道,圣诞节不是像歌里那样美好,那时还有人在挨饿受冻,饱尝生存之苦。这欢乐的歌正式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可怜人写的。我多么欣赏这样的人,可是与他相比,我自己又是多么渺小!
  还有谁爱慕春风呢?
  应该说谁不钟情于她呢?谁不钟情于高尚的品质呢?
  瞧我,一个到处破损的皮革。一个皮革很是崇拜美妙绝伦的春风,总觉得引人发笑。又何止是我?
  学子声声抱怨:“学习苦,在中国学习更苦。”可他们可曾珍惜多年同窗的友谊,可曾留恋挚友兼导师的情谊,是否珍惜了步入社会、承担责任前的释然?
  又有多少叱咤官场的“官儿”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志向戴上乌纱,而怀着“对不起”的愧疚心理在官场徜徉。
  而大部分身处社会的人,也让高楼遮挡了阳光,让摇滚乐振鸣了双耳,让沉重的负担压弯了本性,赶走了平静和安详。
  与那些沐浴春风的人相比,我们不比他们少爱着“品质的春风”,只是他们淋浴着“春风”,而我们只是让春风溜走,不能盛享。
  即使这样,能安享一时春风,不也是莫大的幸福吗?

(8) [韩愈作品]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生平1039年二月二十日(3月18日)出生,仁宗嘉

(9) [韩愈作品]杜甫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出生于巩县(在今河南省),唐朝伟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1],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生平】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 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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