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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是指用来记录内容的载体,日记也指每天记事的本子或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日记作为一种文体,属于记叙文性质的应用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拉贝日记观后感锦集四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拉贝日记观后感1

  也许,因为了陆川电影《南京南京》的热映,引起了我对另一部同题材小说《拉贝日记》的兴趣,从网上,我读完了它。

  《拉贝日记》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网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这本书主要采取的是日记体这一形式,在情节上,他更多的是翔实的、朴素的记述,读完后令人压抑、愤怒,为那段黑色的历史。

  对于南京大屠杀,我最初的记忆是在初三那年,学校发了一本补充教材,那上面的`记载。对于这段历史,我想每一个中国人的感觉都应该是相同的。

  然而,有时候,问问现在的学生,他们对这段历史的陌生,却又常常会令我心生感慨:不是要宣传怎样的去敌对日本,而是,作为一段屈辱、悲痛的历史,我们应该铭记。

  因为了《流星花园》的小优而喜欢的杨丞琳,因为她对的抗日的无知言论而对她厌恶到了极点。在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面对宪哥的提问“抗日战争打了多少年”,杨丞琳说不知道,宪哥告诉她打了8年,她居然说:“哇,才打8年啊!”。

  身为一名教师,我只希望这样的例子不要发生在我的学生的身上。

  再一次,缅怀,为那些枉死的冤魂。

拉贝日记观后感2

  夜晚里想起他,还不想睡,等待他来到我思想的梦里。我并不害怕想起了解他的那个夜晚,反而是记忆犹新,让我不断的回想。想什么?想,他一个德国人,远渡重洋,来贫困的中国工作近半生?想,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子女留在中国,在这里落脚扎根?想,他为什么不回到祖国的身边,难道他不思念自己的祖国吗?难到他不思念自己的父亲母亲吗?为什么他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偏偏要留在异国呢?这样的回想,勾起了尘封多年的往事,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令人捶胸顿足的岁月,而他就是被人称为济难扶危,佛心侠骨的活菩萨------约翰拉贝。约翰拉贝先生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来到中国经商。

  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拉贝先生的子女及外孙子女均出生在中国,并且扎根于中国,我认为能让他们留在中国出了中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传承的民族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拉贝先生,还有源自他身上对中国,世界乃至宇宙苍生的无限感怀与侠骨柔肠。让他无所顾忌的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南京。这个曾经再1937年至1938年发生过灾难的地方。在这个时期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留下的对中国百姓最为发指的一刀,这一刀砍掉了成千上百的头颅,砍掉了成千上百人的前途跟命运。这一刀是无耻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一刀,日本人的行为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对中华民族圣灵的亵渎,这种行为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和谴责。约翰先生的《拉贝日记》是对日军暴行的描写,也是对日军残酷暴行的无情揭露,该影片以约翰拉贝先生的视角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毫无人性的灭绝残杀。虽然面对的是无情的绝杀,但是拉贝先生为了拯救那些屠刀下的百姓,拉贝先生和他的伙伴们不顾个人的安慰,共同联合起来建立了安全区来保卫无辜的百姓。

  他们设立的安全区为大约二十五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的场所。拉贝先生以这样爱的方式保护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有句谚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拉贝先生就连二十万人的生命,是当之无愧的活菩萨。从历史中,我们知道拉贝先生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深深的爱着拉贝先生约翰拉贝先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华民族最为真挚的朋友。他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麻,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人世间最伟大的,最淳朴的爱是怎样的!

拉贝日记观后感3

  读完《拉贝日记》,便知拉贝其人,他没有满腹的哲理,也没有宏伟的韬略,更不是一个狂热的政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诚实质朴的商人,一位有头脑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他恢谐幽默,遇乱不慌,临危不惧,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随和而受到周围人的欢迎。他是一个纯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佣人和职员,为了南京平民的安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甘愿留在受难的南京,吃尽苦头。他对难民一视同仁,尤其不亏待穷人。一次,当拉贝正准备关院门时,有3个穷孩子来找防空洞,被他这个洋人吓得撒腿就跑,拉贝却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置。他说,我的目的是使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在他的防空洞里,总是把最中间最安全的位子留给妇女、和儿童。

  他勤奋刻苦,在为保护难民而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也始终坚持挤出时间,把他的“战时日记”一天不间断地记下来。他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他和中国人交谈多用英语),却是一个"中国通",连他自己的墓碑也让亲人刻上阴阳八封图。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当他重新回到欧洲时,对已经变得陌生的祖国的生活感到很难适应。他是一个盲从的爱国主义者。在南京时,他只有通过迟三个星期才收到的德国旧报纸来了解自己的祖国。这些报纸都是为德国和它的元首唱颂歌,因此,拉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幻想由希特勒来制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拉贝回到柏林后,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授予他一枚红十字勋章,在斯图加特他还被授予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也授予了他蓝白红绶带的玉石勋章,真是一派威风!由于他对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 1938年5月2日至25日接连在柏林作了5场关于南京受难的报告,他期盼着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他见希特勒,这个希望没有实现,他又不假思索地于6月8日向希特勒呈寄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发生了他没有料到的事:几天之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战时日记”和照片也一起被收走。警察局审讯了他,并责令他必须对南京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然后释放了他,后来又发还了他的日记。此后,他遭到西门子公司上层领导的冷落,再没有得到重用。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后,拉贝又被苏联人逮捕。他接受了审讯。三天后被释放。后英国人接管了位于柏林西北区的西门子城,英国军政府招用拉贝为首席翻译,但是几周后被解雇,理由是前纳粹党员不能在军政府工作。他失去了生活来源,井担心西门子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敢用他。这段时间,他经常生病,除了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经常复发外,又因缺乏营养患上了皮肤病。尽管这样,他仍然必须在西门子工厂干着沉重的拆卸机器的活。在1945年6日18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所有纳粹分子和家人都必须早上7点45分开始工作,拉贝和他的妻子多拉也不例外,一直干到晚上才能国家。

  德国肃清纳粹法庭一直把他作为纳粹分子,因为有人认为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在南京不应当入党,回国后又没有退党。英国人也对他进行了连续几天的审问。1946年年4月。拉贝申请非纳粹化遭到拒绝,他因而无法找到工作,西门子公司的几个老同事有时偷偷地给他介绍一点零工。后来。在上诉审理中,拉贝终于因为"在中国卓有成效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被判不是纳粹分子。西门子重新录用了他,但是只得到一个三等的职位。1947年拉贝65岁退休,退休后。有时帮助公司做点零工,以弥补微薄的退休金。

  他在1947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在南京,我是一个活菩萨,在这里、我是一个贱民,一个被遗弃的人。”当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本日记的时候,设在柏林的中国军事使团找到了他。军事使团提出,拉贝可以移居中国,中国将向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并希望他在东京首要战犯审判时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拉贝拒绝了。对此,他在1949年6月给儿孙留下的书面文字中解释说:“我1947年被获排返回中国,作为对日本罪犯的证人出庭作证,因为我曾予1937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并因此成为日本残暴罪行的见证人。

  但是,我婉言拒绝了。我想,尽管日本罪犯应当受到惩罚,但我不愿看到出本人给绞死,我无权作出审判。”这个时候的拉贝已经被坎坷的经历磨平了棱角。在他贫病交加的困难时刻,中国人民没忘记他。1948年初,南京市参议会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辗转汇给拉贝。1948年3月,南京市市长又在瑞士购买奶粉等食品4大包寄给他。南京各界决定自1948年6月份起按月寄赠食品1包。当年在南京安全区与拉贝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的妻子也没有忘记他,她打听到拉贝的住址后,便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中为他发起了募捐,给他寄去了包裹。

  他临终这天的上午还在公司做零工。中午中风,被他的同事送回家,夜间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夏腾堡公墓,为他送行的只有他的妻子、孩子和几个朋友。

  因为拉贝落葬的公墓不久前已被关闭,中国政府为了纪念他,于1997年5月,由我国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将他在柏林的墓碑运至南京,安放在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使他得以魂归第二故乡。

拉贝日记观后感4

  说到刻画那场浩劫中真正的主角中国人,我就不能不提到《南京!南京!》。导演陆川在接受杨澜时采说道,那一个个特写的中国人的脸庞是他照着真实的照片尽量寻找长相相似的群众演员来化妆扮演,而这便使《南京!南京!》里那一张张茫然、无助却带着点刚毅的脸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在《拉贝日记》中,导演罗瑞·加仑伯格却依然采用了一种最为平庸的手法来塑造中国人。只有在拉贝选择那20名士兵时,镜头了给了那些士兵一些镜头特写之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完全沦落为了这部影片中的道具。除了张静初这个所谓的主演和拉贝先生的司机之外,我几乎想不起电影中有哪张让我难忘的中国脸庞。

  当影片中的中国人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影片中浩劫给人所带来的震撼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或者说,《拉贝日记》的故事核心是完全转移到了拉贝此人身上,因此甚至可以说这场浩劫中在《拉贝日记》中已经完全成了成就影片中那个拉贝的光辉形象的一个活动的背景板。

  而同样的问题也在屠杀桥段中可以看到。在预告片中被大肆渲染的“多米诺骨牌屠杀”桥段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最为难受的桥段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屠杀的残忍,而是对该桥段中所表现出的造作感到难受。在桥段中,那些中国士兵已经完全彻底地被道具化,在机枪扫过之时,居然没有一丝要躲避反抗的意思,完全按照导演的意思在特定的时间并以相同的姿势倒下,毫无生命的道具也不过如此了。

  当有的电影试图还原那张浩劫中的每张脸,而有的电影却用粗糙的大笔将中国人一笔画过。《拉贝日记》中的中国人都在拿着聚光灯,只不过他们都站在聚光灯的背后,光芒全部落在了电影中的拉贝身上。由此不得不说,有时比比,才知道哪部影片更有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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