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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韩非列传篇(一):太史公自序


郝永娟 译注

【说明】《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



》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从前颛顼(zhuān xū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kuǎi
kuì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

老子韩非列传篇(二):关于龙的成语

  龙驰虎骤:
  谓群雄逐鹿
  龙雏凤种:
  指帝王后裔
  龙德在田:
  《易·乾》:“‘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后因以“龙德在田”谓恩德广被
  龙雕凤咀:
  喻辞藻之美
  龙断可登:
  谓可经营得利。龙,通“垄”
  龙断之登:
  谓谋利求财。龙,通“垄”
  龙蹲虎踞:
  犹言龙盘虎踞
  龙多乃旱:
  喻人多互相依赖,反而办不成事
  龙幡虎纛:
  将帅之旗
  龙飞凤舞:
  ①形容气势奔放雄壮或姿态生动活泼。②形容笔势雄奇生动
  龙飞凤翔:
  ①谓帝王的兴起。②比喻仕途得意,飞黄腾达
  龙飞凤翥:
  形容笔势雄奇飞动
  龙飞虎跳:
  喻笔势遒劲奔放
  龙凤呈祥:
  《孔丛子·记问》:“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后以“龙凤呈祥”指吉庆之事
  龙肝豹胎:
  指极珍贵稀有的食品
  龙肝凤髓:
  喻指珍奇的佳肴
  龙鬼蛇神:
  喻奇诡怪僻
  龙翰凤雏:
  喻杰出的人才
  龙翰凤翼:
  喻杰出的人才
  龙胡之痛:
  《汉书·郊祀志上》:“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

老子韩非列传篇(三):滑稽列传


张连科 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yín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第二年,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但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这话,就说:“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张仪到楚国之后,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靳尚送上厚礼,并用花言巧语欺骗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把张仪又给放跑了。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担任重要官职,刚被派到齐国出使,回来之后,向怀王进谏说:“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怀王感到很后悔,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此之后,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楚国大将唐

老子韩非列传篇(四):酷吏列传

王延海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马迁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

老子韩非列传篇(五):扁鹊仓公列传

邱永山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记叙古代名医事迹的合传。一位是战国时期的扁鹊,另一位是西汉初年的淳于意。通过两千多年前享有盛誉的名医业绩介绍,能使人了解到祖国传统医学在那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医学家们不仅善于综合运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也能使用汤剂、针灸、药酒、药熨、按摩、甚至食疗等各种治疗手段;他们医治的疾病也很广泛,诸如现代医学的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均有涉及。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医学理论的提高,通过他们及其之前的医学家的努力,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已初具规模,人们在努力掌握这种理论以指导医疗实践。他们都主张治疗要从实际病情出发,要精心慎重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反对以偏概全、浅尝辄止、墨守成规的错误态度。他们也提出了有关疾病预防的一些问题,反映了预防医学也引起了这些有远见的医学家的注意。作者笔下的扁鹊、淳于意,都是既有某些传奇色彩而又深深植根生活实际的艺术形象。传奇色彩使人物个性更生动鲜明;植根生活使他们的言谈举止真切如睹,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性。这种使传奇和写实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结合,也就使传中的艺术形象神而不诬,奇而不诞,夸张而不失实。这是本文最有特色之处。另外,古医书往往术语叠出,文字也抽象生涩,令人望而却步。此文中所谈,主要是医术,作者却能在平实的叙述中时见波澜陡起,读来也算得晓畅易懂,文章的故事性、通俗性得到一定的提高,于是这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自然会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再次,文章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文中对扁鹊、淳于意的重要生平,尤其是从师经过、医术精妙等,都能娓娓谈来,毫不板滞雷同。同写名医,同写医术,能避免此弊,足见作者选择材料时,趋新避同的价值取向。文章在介绍淳于意时,选写了24条和医案类似的材料,作者却把它们写得段段精采新奇,使人不觉重复冗长,充分显示他医术的超绝精妙,一位令人啧啧赞叹的医学家形象也就栩栩如生出现在人们眼前。
扁鹊是渤海郡

老子韩非列传篇(六):相和歌辞



公无渡河


唐·李白


【原文】


黄河西来决昆仑①,咆哮万里触龙门②。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③百川,儿啼不窥家④。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⑤。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⑥,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

老子韩非列传篇(七):楚世家

安砚方 译注
【说明】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楚国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楚人的祖先之一重黎曾为帝喾的火正,因有功,被命为祝融。以后其弟吴回继之。吴回第六子季连,芈(mǐ,米)姓,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季连的后裔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给予子男之田的爵位,定都在丹阳,是周初重要的异姓诸侯,与周之同姓诸侯鲁、卫、晋、齐等共事周成王。周夷王时,周王室衰微,而楚国却有发展,其首领熊渠借口为蛮夷,不用中国之号谥,便称自己的儿子为王。进入春秋之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依然称“公”之时,熊通不顾周王的反对,亦自称武王,即楚武王,楚国的叛逆性格比较突出。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不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在《春秋左传》中将楚王皆贬称“子”。楚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春秋时,与吴、越关系紧张,曾一度被吴国打败,进入战国后,虽有吴起相楚悼王的改革(见《吴起列传》),但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不久即夭折。楚国的发展道路是很曲折的,最终为秦国所灭。《楚世家》记述了楚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完整历史。从文化方面讲,楚国产生了象屈原、宋玉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产生了象老子、庄子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政治方面讲,楚国对人们有启发、有借鉴的也比较多。楚庄王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即使如此,伍举也入谏了。庄王居然左手怀抱郑国美女,右手怀抱越国美女,置座于歌妓舞女之中。伍举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庄王仍旧习不改,淫乐更甚。于是苏从又冒死进谏,他视“杀身以明君”为自己的夙愿,终使庄王受到教育,幡然悔悟,竟“罢淫乐,听政”,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杀死几百罪 人,擢升数百贤人,任用良臣伍举、苏从,“国人大悦”。楚庄王听取忠良的正面进谏而使国家强盛了,楚平王却轻信谣言,疏远骨肉、残害忠良。可见,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尽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左右也能发挥作用。而在无健全法律、无强大机构制约君主权力的封建社会,左右发挥作用的好坏、正误便完全决于君主及其左右人的个人品质、德行的好坏了。贤明的君主能勤奋听政、结交贤才、集思广益、兼听兼信、实行改革,国家政治自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社会因此而出现过盛世。反之,昏庸的君主无视政事、寻欢作乐、暴虐无道、偏听偏信,国家政治自然昏暗,百姓遭殃。认真清除封建时代这种腐朽思想和专制行为,仍然是思想文化战线上不忽视的一个工作。晋国的叔向曾分析楚共王太子子比有五难:一没有贤才辅佐,二没有主要力量支持,三没有长远谋划,四没有人民拥护,五没有崇高品德,因此不能享有国家。果如叔向言,子比为王才十余日。相反,晋文公是贤君,具备好的德行,“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好学不倦”,能结交贤才作为心腹、左膀右臂,爱到国内外力量的支持,百姓相从而归附他。这样,他不仅享有国家,且在治国中也获得突出的成功,终于称霸于诸侯。叔向所言的五难,从反面给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献出了计策,对今人来讲,也具有主启迪意义。
楚国的祖先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下了称,称生下了卷章,卷章生下了重黎。重黎成为帝喾(kù,酷)高辛氏的火正,很有功绩,能使光照天下,帝喾赐予他祝融的称号。共工氏发动内乱,帝喾让重黎诛杀作乱者但未杀尽。帝喾就在庚寅那一天杀死了重黎,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也去任火正之职,仍称之为祝融。吴回生下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都是母亲腹裂而生。长子叫昆吾,次子叫参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连,季连姓芈,是楚国王族的祖先。昆吾在夏商时曾经做侯伯,桀时被汤灭亡。彭祖在殷朝时曾经做侯伯,殷朝末年,彭祖被灭。季连生下了附沮,附沮生下了穴熊。他的后代中途衰落。有的在中原,有的在蛮夷,史书未能记载下他们的世系。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有一支叫鬻熊。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早死。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下了熊狂,熊狂生下了熊绎。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把熊绎封到楚蛮,封给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芈,住在丹阳。楚子熊绎和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

老子韩非列传篇(八):佚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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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篇以汉武帝时发现散佚的儒家经书为话题,叙述了秦汉时期文章的盛衰史。他把儒家经书的存亡说成是文化盛衰的标志,并以此指责秦始皇“燔五经”是“厥辜深重”,颂扬了汉代“诏求亡失”的儒家经书和“经书并修”的崇儒做法。因本文着重谈论朝廷如何用力征求亡佚的文书经籍,故篇名“佚文”。王充以“皆论他事,不颂主上”为理由对先秦诸子的著作加以贬斥,极力推崇那些“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文人,并说他的《论衡》的宗旨就是“疾虚妄”,是“颂上恢国”之作,而他自己则是这样的鸿笔之臣。
【原文】
61·1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

老子韩非列传篇(九):刺客列传

王学孟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类传,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关于此传的传旨,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显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作出一种新的评价,但这新的认识和评价毕竟不是太史公的。太史公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本传虽是五人的类传,但能“逐段脱卸,如鳞之次,如羽之压,故论事则一人更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吴见思《史记论文》),所以全篇次第井然,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俨然一部刺客故事集,而统摄全篇的内在思想则是本传的主旨。载述五人行迹,太史公并没有平均使用笔墨,而是依传主的具体情况和行刺行劫的具体缘由,巧为剪裁和布局。曹沫劫持齐桓公,有管仲缘情理而谏说,桓公权利害而宽容,使曹沫身名两全,所以,故事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不复枝蔓。专诸刺王僚,前边略有铺叙,但高潮段则由伏甲、具酒、藏刃和王前擘鱼行刺几个精彩细节组成,而以事成身死,其子得封为尾声。豫让刺襄子,故事已近曲折,始终围绕“义不二心”而襄子偏又义之这个矛盾冲突展开,最后以刺衣伏剑结束对传主的记述。聂政刺侠累故事就更曲折一些,前边铺叙聂政避仇市井,仲子具酒奉金情事,又在奉金问题上通过仲子固让、聂政坚谢把“请”和“不许”的矛盾揭示出来,然后再用一段铺叙聂政的心理活动,而以母死归葬收束上文,以感恩图报引起下文,在束上起下的过程中既交代了前段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又预示了下段行刺活动将怎样展开。“杖剑至韩段”是故事的高潮,写得干净利落而又惊心骇目,令人不忍卒读。后又一波三折,写了聂政姊哭尸为弟扬名的情事,从而深化了传旨。本传最后写荆轲刺秦王,太史公是带着他的全部感情写荆轲其人其事的,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十分完整的叙事主人公形象。一开始先用几段文字依次交待荆轲身世籍贯,“好读书击剑”,曾“以术说卫元君”;曾游榆次,“与盖聂论剑”;游邯郸与鲁勾前博。这几段文字,后两段还插入两个精彩的细节描写。这些,不仅对认识荆轲全人是必要的,而且对荆轲传的主体部分起着铺垫作用。之后“荆轲既至燕”一段是故事的过渡。在这一段中既写了荆轲的交游细节和生活细节,又引出了与后来故事的发展密切

老子韩非列传篇(十):《报任安书》译文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谨慎地接人待物,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但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去推荐贤才,而去附和俗人的见解。其实,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象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象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就聚于一身;乐于助人,是“仁”的起点;正当的取予,是推行“义”的依据;懂得耻辱,是勇的标志;建立美好的名声,是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整顿军队,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象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而死,这个趋向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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