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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数学奇才华罗庚的故事


  1930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每天都游弋在数学的海洋里,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华罗庚甚至养成了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他当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头脑中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看着题目思考一会儿,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开始在头脑中做题。碰到难处,再翻身下床,打开书看一会儿。就这样,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华罗庚被人们看成是不寻常的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着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清华大学破了先例,决定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
  几年之后,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是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学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到英国,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写了20篇论文。论水平,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华罗庚以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不求名利的精神,献身于他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抛弃了世人所追求的金钱、名利、地位。最终,他的事业成功了。
  华罗庚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华罗庚把数学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二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5)-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金坛人。
  华罗庚的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由于经营惨淡,家境每况愈下,致使上中学不久的华罗庚辍学,当了杂货店的记账员。在繁琐、单调的劳作中,他并没有放弃最大的嗜好--数学研究。
  正在他发奋自学时,灾难从天而降--他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症,被医生判了“死刑”。然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左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句话:“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
  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数学家,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自学,于1930年,以《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而使中国数学界刮目相看。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在这里,他得益于熊庆来、杨武之的指导,学术上得以长足进步,并逐渐树立起他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
  1948年应美国一所大学骋请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儿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十分重视和倡导把数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他一生勤奋耕耘,共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着。作为数学教育家,他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并形成了中国数学学派,有的人已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5岁。一生以“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勉的华罗庚,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第三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纠正_200字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为人谦和,天性恬淡。几年前,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一向深居简出的杨先生亲自参加仪式并宣布将他们夫妇所获稿酬悉数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也是在那个仪式上,当主持人介绍钱钟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道: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许是主持人的疏忽,抑或是有意褒扬。但其丈夫,一个著名作家的学位光环,就这样被杨绛坦然而认真地抹去。

第四篇清华大学名人:杨绛名人故事:一世皆独立 百年无二人


  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着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着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杨绛是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毕业生,振华女学校是江苏省苏州十中的前身,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奈何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杨绛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胡乔木评价《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最贤的妻,感人至深我们仨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有今天的着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着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钟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从2004年到2016年的十多年间,从93岁到105岁,杨绛先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先后出版《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作品集。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除了写作,杨绛先生还坚持做慈善事业。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钟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目前,“好读书奖学金”本金已累计达1400万元,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这就是杨绛,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
  晚年的杨绛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回忆、思索、笔耕不辍,平静而执着地寻返皈依之路。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她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杨绛译介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的谈话录——《斐多》提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杨绛的文字,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
  杨绛以“回忆”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能与亲人在永恒的时光隧道里相聚相守。在她独自寻返精神家园的归途中,始终伴着含泪微笑的温馨缅想。她用缅想之火,悲悯而幸福地点亮寂寂的归途。这归途与缅想之火,没有炙可熔钢的沸点和热力,而是铅华落尽的温热,烘烤着杨绛柔弱而坚韧的晚年生命,闪耀着真淳成熟的光华。
  柯灵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杨绛含泪淡笑,用生命和一枝纤笔为这个虽有缺陷却不失可爱的世界——“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也为我们尊贵的生命倾注进一分真诚的关爱和守护。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可称平和的幸福。
  而今,杨绛先生,这位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文坛中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钱钟书先生的朋友、情人、“最贤的妻”“回家”了,洗尽一生铅华,回家和“他们仨”团圆了。
  杨绛给年轻人的寄语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第五篇清华大学名人:经济学家名人故事:揭秘金融圈最红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励志成长故事_3000字

  主持人:  欢迎德龙兄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前对你的采访很多都是关于市场的评析,特别是在2016年大家对市场相对看空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早提出来“千点大反弹”的逻辑,当然市场的走势确实也证明了看多还是有价值的,也确实是对的,但把市场投资放在后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2017年,其实是你的一个本命年是吧?  杨德龙:  对,我属鸡,1981年出生,今年刚好是本命年。  主持人:  所以36岁了!  杨德龙:  对。  主持人:  如果按36岁来讲,这就是过了3个12年的循环了,我们就按这个时间节点来展开好不好?  杨德龙:  好的。  主持人:  先说第一个12年,从你出生到12岁应该是上小学、初中的这个年纪。  杨德龙:  第一个12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的童年是在河南的农村,可以说生活是比较艰苦,其实物质上的贫乏并不重要,关键是因为家里面就我一个男孩,三个妹妹,在农村属于人少,很容易受欺负。贫穷可以忍受,但受人欺负就激发我的斗志,使我励志一定要出人头地。  在小的时候,我们河南那边受到欺负的人都会去少林寺学武,我的朴素的想法就是学了武功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了,所以从4岁到8岁的4年时间里,我基本都是在家里练基本功,冬练三九,夏练三暑,基本没有玩耍的这种童年记忆。  主持人:  有人带你么,你就自己练,还是有师傅带?  杨德龙:  师傅主要是我爸,我爸懂有一点基本功就带带我,希望到8岁之后把我送到少林寺,但是由于小时候确实比较爱学习,也有一点小小的天赋,没上学之前基本100以内的加减法、珠算,以及汉字都学了很多,所以很多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清华的苗子”。  主持人:  那时候就有人说你是“清华的苗子”?  杨德龙:  对,就是在我之前我们村还没有出过大学生,但是我的目标就是清华。  主持人:  你怎么知道,连大学大概还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你居然就指向清华了。  杨德龙:  这是有一点故事的,当时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渴望》,里面刘慧芳的一对儿女,一个上了清华,一个上了北大,所以当时我知道清华和北大是国内最好的学校。由于清华在河南的声誉稍微高了北大一点,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要上清华。那时候是有种朦胧的梦想,就是要出人头地。因为上了小学之后,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老师就不愿意放我辍学去练武,他们认为现在的时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而不是靠练武就能够改变命运。  主持人:  但是你为什么能够一直拿班上的第一名,这到底有什么要诀呢?  杨德龙:  我觉得学习,第一确实有一部分是天赋,就是我的记忆力一直都比较好,基本上我学的历史书每一页有什么内容,甚至于每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我都是印在脑子里面,所以我上学的时候,不是理科好,是文理都好。我的理科成绩在理科班第一,文科成绩在文科班第一,就不偏科的,确实是我比较喜欢学习,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主持人:  18岁其实您考上了清华,是吧?  杨德龙:  刚好是18岁农历生日那一天,我得到了被清华录取的消息。  主持人:  是哪个专业?  杨德龙:  清华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专业。  主持人:  清华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是非常好的专业了。  杨德龙:  是,这是清华里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是国内最权威的机械类教育基地了。  主持人:  那时候考清华的时候,是否想过以后就业从事什么?你报志愿的时候是否问过老师,我报哪个,然后怎么样?  杨德龙:  其实,在我报志愿上还有一点故事。当时我们县很少有人考上清华北大这种学校,而且清华在河南的录取线一般比北大高20分,所以老师说你报北大吧,报北大基本没风险,由于当时河南是盲报,就是在分数公布之前报,所以当时我也有点动心,就报了北大。结果,当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因为从小到大我日记写得都是清华梦,结果到报志愿的时候突然改成了北大,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好像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然后临到结婚的时候突然换了一个人。所以,第二天我就找到老师,我说不行你把我志愿表拿出来,然后撕了重新写,将第一志愿改成清华。  至于清华的专业,我当时看了一下,一般一个专业在河南就招两、三个人,只有一个专业叫机械工程与自动化招六个人,所以我在想这个专业要作为报清华的第二个专业来保底,后来和我预想的一样,就是被第二志愿机械工程与自动化系录取了。  主持人:  其实这也是你人生成功的关键节点中比较偶然的一个。听说你在24岁的时候又有一次转折,就是在清华的本科毕业之后?  杨德龙:  我没有继续选择在清华读研究生,因为当时考清华的时候,我是冲着清华大学的牌子去的,对于将来从事什么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在四年大学期间我发现自己对于坐实验室做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由于我更喜欢社会活动,所以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我在思考人生的职业规划,特别是我到一些机械厂实习,每天穿着工服然后把身上弄得一身机油,然后做一些齿轮,做一些零部件,我产生了“难道以后我一生就要做这些事情”的疑问。  主持人:  这就是你不喜欢这种状态?  杨德龙:  不喜欢,所以我在想我一定要改变专业,后来我发现只有学金融,学经济不需要编程,可以彻底告别编程的生活。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甚至重工业化时代都已经过去,在将来工业企业可能会产能过剩。  我认为社会的发展会把金融人才突显出来,由于金融在美国应该是金字塔的塔尖,我觉得美国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我认为学金融是能够改变命运,能够适应我的性格和爱好的。因此,后面是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实现了转变,变了学校,换了专业。当时我这个改变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主持人:  对,我就想你可能在大学几年学的都是理工科的内容,而经济、金融学的专业知识完全得靠自学。  杨德龙:  在被北大金融系录取之前,我没上过一节课,完全是自学,因为听课的效率是很低的,你要听四年的课才能把本科学完,作为应试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但是,我要在半年的时间内把四年的本科课全部补上,并且还要考到前几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光华金融系是国内最难考的金融专业,它难考就在于它的专业课特别难,而研究生录取是每科都要过线,你才能被录取。它是属于木桶理论,我的短板就是专业课,零基础,然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专业课上。另外,我也是背水一战,因为毕业之后没有工作,所以我的档案户口都被打回原籍了,研究生考不上就回不了北京。  如果应届没找工作,往届找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当时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项羽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确实是有道理的,拼了之后你的潜能就会爆发出来。在这6个月的准备时间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在教室学一天,那六个月我记得好像都没怎么有时间去洗澡,因为身体也好,也没生过病,一直到一月份考研结束之后,好像感觉放松了,然后突然感觉自己该去理发,该去洗澡了,苦行僧的生活。但是,也就是这半年的努力让我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就是从之前的理工转成了金融,就是这一步的跳跃,使得我有幸能够到北大光华金融系这种国内比较顶尖的金融学院学习。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我的硕士导师是曹凤岐教授,都属于国内泰斗级的经济学家。有幸能向他们求学,对于我的眼界还有知识面非常有帮助。  主持人:  研究生毕业之后其实你也没有直接做金融行业,到了国有企业。  杨德龙:  不,我是直接进金融,没有走任何弯路,我是在2005年10月份,当时市场是跌到最低点,A股到了998点的时候找工作,那个时候找工作可以说是寒冬。  主持人:  对,金融行业的工作很难找,各大机构都在裁员,已经熊了四年,市场还深不见底,很多人说A股可能要关了。  杨德龙:  那几年应该是券商行业最悲催的几年,但是在这个时候找工作,其实第一能体现你对行业坚定的信心和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你不会进入这个行业。另外一个,其实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工作入市,可以让你对风险有一个很大的认识。然后,很快市场又来了牛市,这样牛熊转换对于一个人的投资理念的形成非常重要。那么在2005年找工作的时候,但是南方基金作为国内最老的一家基金公司,也是但是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在国内招两个人,他之前都是在海外招人的。2005年也是第一次在国内招人,当时的投资总监就是王宏远先生,也就是我现在所在单位前海开源基金董事长,他是投资总监,他过来招人,他把我还有我北大的一个同班同学招去做研究员。因为我在清华学的机械工程系,有机械制造的背景,就安排我做汽车行业的研究员。刚好汽车行业在当年是属于快速增长行业。从2006年轿车开始进入家庭,这样汽车行业就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又加上06年7月去公司报道的时候大概1600点,之后就是一个超级大牛市,2007年10月份到了6000点,正是这种大牛市让我推荐了很多汽车股使公司赚了大钱,所以这样的话做研究员期间就给公司的业绩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的发展也就比较快。  主持人:  从事业上来讲,你的工作也相当于抄了个大底。  杨德龙:  这个可能学习了巴菲特的思想,不到股灾的时候不买股票,一定要到市场最低点的时候进入市场,这个时候才能实现人生不断的进步。  主持人:  从研究员转换到基金经理,其实在基金公司内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  杨德龙:  非常重要,研究员通常是在做行业研究,然而基金经理相对要识盘来做投资了,一般的基金公司研究员要发展4到5年以上才能够有机会做投资,2009年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从行业研究员转为策略分析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主持人:  观察大盘的趋势要更多一点,盘感要更强一点。  杨德龙:  当时是投资总监王宏远先生安排我做策略分析师,而我的想法是先做基金经理助理,再做基金经理。其实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我就说从行业研究员到策略分析师还是研究员,并没有提升。但是,他认为策略研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关键是看有无市场的敏感性。  主持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盘感。  杨德龙:  对,盘感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能否写,能否说。如果你的策略大家都不知道,你的观点再正确都没有意义,这也是对我职业生涯一个重要的转变,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你要去关注很多事情,包括宏观经济、政策面,以及行业面,这样视野就高了一个层次,使得我将来做投资、做管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参考。  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基金经理工作其实还非常繁忙,压力非常大,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杨德龙:  举2016年底这段时间来说,因为年底要参加很多论坛,又加上需要发产品进行路演,又要做投资,在年底工作就变得异常忙,基本上一个月有20多天都在出差,都在做报告、调研或者是路演,应该说基本没有周末的时间,我也是忙并快乐着,是热爱去做研究的,我认为能够通过做研究去把握市场的脉搏,给广大投资者一个投资的参考,所以我觉得虽然忙但是忙而不乱,有条不紊,这种状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主持人:  有没有发自内心的问下自己,我每天这么拼命,每天这么努力,我到底目的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呢?  杨德龙:  我认为可能还是小时候暗暗下的那种决心,就是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当然小时候的目标是将来我一定要做科学家,一定要做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但是你工作之后的话,那你要从事自己的工作,比方说我做金融的,我要争取在金融行业能够有一定的市场地位,能够有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  金融市场这些基金的投资原则大家说起来都知道,如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包括设好止损线,其实活下来是第一位的,你首先投资第一点就是活下来,第二点才考虑赚钱的事情。类似这些真言与标准,每个散户都会讲,但真正做就非常难,你怎么能够做到这种所谓对自己人性的克制其实是最难的。  杨德龙:  对,这种我觉得就是知易行难,你真正能落实下来,能克服人性我觉得是很难的。  主持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看资本市场也看了20多年了,讲这些道理其实大家也都懂,但真正到了需要决策的时候,比如2016年的这群市场人士中,你是为数不多的坚定看多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是有风险的。  杨德龙:  我认为做投资要有独立的判断,那么做策略分析师也要有独立的这种判断,因为市场在趋势的过程中,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看对的,比如去年上半年涨的时候,大家都看多,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对的,但在拐点的时候肯定只有少数人是对的,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赢者少输者多的市场。如果大多数人在拐点可以看对,那就说明大多数人都会赚钱,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主持人:  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确实2016年的判断大体上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假如你判断的千点上涨没有出现,那你就是名声扫地了。  杨德龙:  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市场在上半年很低迷,有震荡,也不一蹴而就,上半年时经常涨一个月一天就跌没了。因为我原来的想法是,就大家都看空,很多散户都是被套的,那么我坚定看多,大家应该会高兴。  主持人:  大家应该去支持你的。  杨德龙:  对,应该支持我,结果我一看100条评论里有90条都是骂我的。然后,我与一个朋友聊天,朋友说如果你要看千点下跌的话,骂你的人更多,就是在这种市场分析的时候,看多看少其实都会被骂。  主持人:  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杨德龙:  对,大家并不是真正骂你的观点,所以我对这个是看得很淡的。我认为投资者也都是情绪化的,很难理性的,但作为机构投资者,想要替客户理好财,就需要保持理性,不能被客户的思想左右。  主持人:  现在已经到了新的一年了,你觉得2017年上证指数有可能摸高到4000点的位置么?  杨德龙:  对,我认为市场这两年就属于一种修复式的行情。在2016年市场从低点反弹这1000点是属于修复2016年年初熔断的这种失地。因为当时熔断确实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大盘肯定超跌了,那么2016年的任务就是逐渐修复年初的失地,使得大家信心逐渐恢复。然后2017年市场的任务就是收复第二轮股灾的失地,也就是从2015年8月份开始那一轮股灾,当时大盘在救市资金的带领下其实已经站上了4000点,但是由于继续去杠杆导致的投资者信心不足,大盘又跌到2850点,就是说这轮下跌也是超跌的这种成分,我认为沪深三百回到一个合理的估值,比如18倍的市盈率,那A股就到4000点了。因此,4000点的目标并不高,只是在修复这两次股灾带来的失地,这也是我认为市场在恢复正常化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  所以你也认为2017年也不是一个投资回报很高的年份?  杨德龙:  对,我觉得大家要对投资回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千万不要有一夜暴富的思想。我认为2017年还是有一些市场轮动的机会,大家投资能获得30%以上的收益率就不错了,指数有30%左右的涨幅,个人的收益能够超30%就是成功的。  主持人:  在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德龙作为资深的市场分析人士,也给我们投资者提点建议吧。  杨德龙:  我建议投资者拿小部分资金自己炒股,大部分资金还是应该买基金,因为毕竟基金是一种专业的理财。如果说投资者不知道买那种基金,我建议大家可以买证监会新批的一种品种——FOF(基金的基金),我认为这在2017年会有一个大发展,今年是FOF的元年,也是大发展的一年,大家可以通过买FOF让基金经理帮你选基金,帮你判断什么时候申购与赎回,这就真正实现了懒人理财,胜算就会更大一些。

第六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妙算惊人-华罗庚_650字


  华罗庚小时候,他的父亲开小杂货铺,家里穷得很。华罗庚一生下来就被装进一个箩筐里,顶上又盖一只箩筐。老人说这样可避邪消灾,所以给孩子起名为“罗庚”,很有些吉祥如意的意思。
  华罗庚上学期间,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常常独出心裁,我行我素。而且把作业乱改一通,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他的天资聪慧。华罗庚的数学天才大大超过了他的同学们。他上初中二年级时,教数学课的是法国留学生王维克。有一次王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今有物不知其几,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过了好半天,竟没有一个学生能回答。王老师用眼扫视全班时,大部分学生都低着头,恐怕被老师喊起来回答。只有一个学生在桌上用笔紧张地算着。过了一会儿,这个学生果然举手要求回答了。他大声说:“是二十三。”王老师问:“大家说他回答的对不对?”教室里又是一片沉寂,同学们只是惊奇地看着站起来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很不起眼的华罗庚。王老师说:“他答对了。”接着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我国古代算学经典之作的《孙子算经》里的一道名题。
  在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的大将韩信,还用这个方法点兵呢!西方数家尊称它为“孙子定理”。王老师一再表扬华罗庚是个好学的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从此,同学们对华罗庚刮目相看了。其实,这年才刚满14岁的华罗庚,根本没看过《孙子算经》。他完全是靠动脑筋,凭聪明才智计算出来的。王维克发现华罗庚是个数学天才后,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领入“数学王国”。经过许多年的勤奋努力,他进了清华大学,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华罗庚终于成了一名自学成材的大数学家,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第七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数学王子”陈景润_550字


  陈景润一个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在攻克歌德巴赫猜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创立了着名的“陈氏定理”,所以有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数学王子”。但有谁会想到,他的成就源于一个故事。
  1937年,勤奋的陈景润考上了福州英华书院,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留英博士沈元教授回福建奔丧,不想因战事被滞留家乡。几所大学得知消息,都想邀请沈教授前进去讲学,他谢绝了邀请。由于他是英华的校友,为了报达母校,他来到了这所中学为同学们讲授数学课。一天,沈元老师在数学课上给大家讲了一故事:“200年前有个法国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6=3+3,8=5+3,10=5+5,12=5+7,28=5+23,100=11+89。每个大于4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数之和。因为这个结论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是一个猜想。大数学欧拉说过:虽然我不能证明它,但是我确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它像一个美丽的光环,在我们不远的前方闪耀着眩目的光辉。……”陈景润瞪着眼睛,听得入神。
  因此,陈景润对这个奇妙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最爱到图书馆,不仅读了中学辅导书,这些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教材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因此获得了“书呆子”的雅号。
  兴趣是第一老师。正是这样的数学故事,引发了陈景润的兴趣,引发了他的勤奋,从而引发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第八篇清华大学名人:名人故事:金岳霖的故事_1000字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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