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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安石变法内容]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生平1039年二月二十日（3月18日）出生，仁宗嘉
二：[王安石变法内容]展望我的初中生活_600字
展望我的初中生活
语文课上，在一个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语文老师在给我们复习《元日》，老师面带微笑地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安石是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的？”大家都苦思冥想，我从容地回答：“这是在他刚成为丞相准备变法的时候写的诗，那个时候刚好是春节。他想要表达变法的踌躇满志的心情”
老师接着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同学们你们为什么喜欢这首诗？”这个时候同学们又有点傻乎乎的了，他们面面相觑。这时我又可以侃侃而谈了：“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本诗就是通过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当老师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就可以自豪的说：“因为我经常看网络资料，对王安石也很感兴趣。”老师鼓励我：“能不能让大家一起交流？”我自信满满地说：“我非常愿意！”
第二天语文课上，在老师的引领下，我和同学们一起欣赏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天夺不待老，还能使人悲。”“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朗朗书声飞向校园的天空。
不久，在实验中学的校刊上，我和同学们发表了一篇小论文：王安石的改革与诗歌中的表现。
这就是我的初中生活的一个一个美丽的侧影，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展现了我和母校共腾飞的风采。
初一:雪莉尔可可
三：[王安石变法内容]王安石《登飞来峰》赏析
登飞来峰
〔宋〕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赏析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狱中题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赵金九先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新解》一文，认为该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事件中“去”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留”之谭嗣同自己无论去留与否，其行为皆肝胆昆仑云云。本人认为赵金九先生的观点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留得肝胆若昆仑”的意思。——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本人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肢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语词和语义，并去寻找两个相应的对应者，这种思路我认为是背逆诗人的原意的。这首诗的重心不是事况叙说，而是心态叙说；诗的结构，也恰是句句递进，直至末句叹然收尾，荡气回肠！因而，梁启超、符逸公、赵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释，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关键的都在于误解了“去留”一词。
另外要指出的是，“仑”和“根”韵母发音的差异（现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诗吟咏时（现代）的艺术效果,虽然其仍合格律诗的用韵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韵或“un”韵，那其诗意表达将更是一气呵成，畅快淋漓。
【注释】
对该诗句的解释，赵文引述的观点有：
⑴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自言生也昆仑，死也昆仑；
⑶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古人亦谓仆人为昆仑奴；
⑷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俩人都曾教过谭嗣同学习昆仑派武术；
⑸有人干脆认为不可解（——榛案：这应当不可能无解，谭写此句诗时一定有他的语义）。
四：[王安石变法内容]大秦的曙光_3000字
转眼已是公元前445年。
这是战国的末期。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变法改革。齐国的邹忌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是其中最为有效的几场，把这几个国家推向了鼎盛的时代。
可是西方的秦国呢？贵族们骄奢淫逸，为非作歹。就连家奴们也仗势欺人。秦国陷入了危机之中。这时，各国军队已经壮大了起来。可再看秦国，军心涣散，士兵们对战事心不在焉，花天酒地，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秦国日渐式微。
魏国。
魏惠王坐龙椅上，他的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激发着的青筋猛烈地跳动，脸孔通红，全身发热。前面是一张蟠龙八仙桌，上面摆着一壶酒。旁边坐着一个装饰得体，衣着文雅的少女——她就是魏惠王妃了。下面一位老人，跪在龙椅的台阶下。你看那老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眼睛几乎眯成了两个“一”字，留着长而花白的胡须，身上穿着青色丝绸单衣，面黄肌瘦，骨瘦如柴，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这个人，就是魏国的老臣公叔痤。公叔痤吃力地说：“老臣齐奏陛下，臣推荐一人。此人名叫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公子，所以又叫卫鞅。他是我的家臣，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仰起头，站了起来，搂住王妃，再回了回头，饮尽了桌上的酒，摇摇摆摆着坐了下来，醉醺醺地说道：“公叔卿所言，寡人再三思量后，再作打算吧。”
“诺。”公叔痤挣扎着坐起来，颤巍巍地走下了天阶。
魏惠王妃与魏惠王截然不同。她是个爱慕贤才的人。她看到惠王在朝堂上的表现，直到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于是回宫后，她让侍女们帮忙找来一套宫女的衣服，匆匆穿上，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女来到了城门下，拿出腰牌。通过后，直奔卫鞅家里来。
王妃伸出纤纤小手，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他的眉毛不淡不浓，眼睛闪闪发光，透射出温柔的眼神。高耸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头发高高的绾起来，扎成一个发髻。身上披着虺边鹤纹云锦圆领袍，脚蹬一双黑履，神态威严，威不可当。他的腰间佩一把宝剑，朴素无华的剑鞘，不加纹饰的剑柄，更加彰显他的儒雅。得体的语言，更加使他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她张开了樱桃小口，问道：“请问公孙先生在吗？”
“在下就是。阁下是？”
“我叫玉嫣，是魏惠王妃。今早，相国公叔痤举荐你，可是看来大王并不想录用你。但公叔大人的眼力不会差的。我听说秦孝公在秦国招贤，我建议你去秦国看看。魏国不能用先生，是魏国的悲哀。”
“多谢娘娘。改日卫鞅必报此恩。”
不出所料，公叔痤死后，魏惠王不以为然，把他的话当作了耳边风，没有录用卫鞅。
可这件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也传到了邻居的耳朵里。邻居们都劝他赶快逃命。他却认为魏惠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建议录用他，就肯定不会杀他。果不其然。
再说秦国，在这之前秦孝公看出国家的弊端了。他命人在大街小巷上张贴招贤榜，重金招买贤才。
公孙鞅终于决定了立刻动身，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他揭下了一张招贤榜，来到了景监的家里。他向景监提出了变法之道。于是景监向秦孝公极力推荐卫鞅。
秦孝公端坐在大殿上，何等的威严气派！他甚爱读书，性情宽和，喜怒溢于言表；极善言辞，好与法家之集大成者为友。身长八尺有余，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黑色垂帘丝质玉簪镶金龙冕，身穿雕金五龙戏珠玄色长朝袍，脚蹬镂花嵌珠提花八宝金履。殿外，士兵们身披重甲，手握尺兵，蓄势待发。
“公孙鞅觐见。”
“宣！”
“诺。”
“卫鞅参见大王。”
“爱卿果然一表人才！”秦王一看，大喜。“不知爱卿可有兴国之策？”
对曰：“若大王施行帝道，则可兴国。要实行学上古五帝时代的‘无为而治’。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我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这样，秦国复兴有望。”
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过了片刻，缓过神来，大怒，喝令卫士将其逐出宫殿。
卫鞅回到驿馆，想了想：秦孝公看来真的生气了。他对我的帝道和“黄老”之学不感兴趣。古人留下的三种治国之策——“帝道”、“王道”、“霸道”中可以排除“帝道”了。明天我且用“王道”试着说服他，看看效果如何。
于是第二天，卫鞅一早就到了大殿外了。秦孝公又召见了他。孝公的气已经消了，却说道：“你这迂腐之徒，今天又要给寡人提出什么意见？”
卫鞅正色答道：“大王要兴国，则需民众配合。若施以仁义，则百姓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那就会极力拥戴您。古语有云：‘唯仁者安天下。’世事如棋局局新。仁者胜乃万古之理。以仁博爱众生，不可能的事就变为可能的了。就像三王时期，轻徭薄役，减少刑罚，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所以国家兴盛。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
秦孝公又是昏昏欲睡。片刻后，秦孝公怒发冲冠，大斥卫鞅是一个穷酸儒生，勒令卫士将其斩首。景监苦苦劝谏，才免去死罪。
回到了驿馆，卫鞅明白了：秦孝公不喜欢帝道和王道，那么肯定对霸道感兴趣。只要明天我献上霸道之策，秦孝公必定录用我。
第三天，卫鞅又一早就到了大殿外了。秦孝公一样又召见了他。只不过这次，秦孝公更生气了。秦孝公一拍龙座，道：“你若再无好计，寡人这次必定斩你！”
卫鞅义正言辞：“诺！今天我不讲帝道和王道了。我觉得要兴国应该靠霸道，即用严刑峻法治国。臣听说：如果人的行为没有思想控制，人就和野兽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道理：人的行为如果不受法律的控制，他就极有可能胡作非为。那么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大臣们要学会劝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却向皇帝进谏，那是极不明智的举动。知道了皇帝的错误却不说，那是对君主的不忠。没有尽忠的大臣该死，说话不得体的大臣也该死。其次，君主不能太宠信大臣。大臣的地位太尊贵，就会剥夺了国君的位子。就像后宫的嫔妃如果没有等级之分，就会乱了套；兄弟间不和睦，就会影响日后江山的稳定。再者，要注意防微杜渐。古代有这样一句名谚：‘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就像扁鹊与蔡恒侯的故事一样。大王要远离那些奸佞，不可以让他们慢慢侵蚀了大王的意志。如何禁止奸佞之事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进行思想改造。其次是对他们的言语进行限制。最差的办法就是看到谁在做奸佞之事就立刻去制止他。另外，还要任用贤才，衡量每个人的力所能及，然后才加以聘用。总之，要树立起君主的绝对威严，防止大臣把持朝政。而树立起君主的绝对威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旧法，提出严密的新法律。大王，臣有一个主张……”
秦孝公听着听着，一丝灿烂的微笑挂在他的嘴角上。他心里暗暗的想道：这个家伙！前几天我还觉得他是个迂腐的儒生，没想到他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法学巨匠，如此博学多才、有勇有谋，日后必为我朝重臣。
卫鞅讲了足足三天三夜，可是秦王一点睡意也没有。卫鞅临走时，秦孝公再三挽留，于是封卫鞅为左庶长。从此，卫鞅开始了变法之路。
可是因为毕竟卫鞅初来乍到，而且秦国的风气也不是很好，更因为庶民们长久的受苦受骗，所以大家对这个新来的朝廷大员不是十分相信。怎样让他们相信自己呢？卫鞅琢磨道：以前朝廷大员们都是说一而二，所以人们产生对朝廷大员了猜忌。唯今之计，只有身体力行，才可以使人信服了。于是他定下了一个计策。
翌日，闹市中忽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闹市周围的居民从
五：[王安石变法内容]范仲淹简介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世称“范文正公”。仁宗时，担任右司谏。景佑五年（1038年），在西夏李元昊的叛乱中，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韩琦等人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建议。历时仅一年。后因为遭反对，被贬为地方官，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晚年知杭州期间，设立义庄，皇佑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谥文正。着有《范文正公文集》。
一、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历10月1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先世
六：[王安石变法内容]政治家名人故事：清廉自律的北宋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生在宋仁宗年间，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众多文人之中惟一一个以直面改革社会而闻名的诗人。
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作为一个外国人能知道中国古代的人物，可见王安石影响力之大。
今天，我们不想从王安石的变法或者诗词讲起，笔者要介绍给大家的只是王安石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北宋是个重视文人的时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北宋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文官的生活很奢侈。
就连被通俗文学塑造为清官榜样的寇准，一次赏赐给歌女的缠头就是一匹绸缎，乃至于他的爱妾桃都感觉有些过分，当即写作《逞寇公二首》进行规劝，其一说：“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可知寇准不但有妾，而且生活也很奢侈。
清廉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官员的生活情形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个做了八九年宰相，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绝不纳妾，甚至别人给他纳好了妾，根本不会有任何麻烦，他也坚决不接受，这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荆国公王安石。
拒纳妾，王安石不为美色动
由于主持变法，王安石政敌遍布朝野，其中不乏吹毛求疵、没病找病、“洗垢求其瘢痕”的整人专家，但是在王安石的生活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可见王安石在这方面确实有柳下惠之风。
着名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着《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卷十一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邵雍和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邵伯温对于王安石很熟悉，所记之事当然可靠。
王安石出任知制诰时，不到四十岁，仕途如日中天，正在上升之时，日理万机，非常劳累。一天，回到自己府邸，进入内室，不禁愣住了。
夫人吴氏不在屋里，椅子上却坐着一位二十多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只见那女子高绾发髻，上插凤凰碧玉簪，身穿锦绣华服，淡妆细抹，颇有姿色。身子搭在椅子边上，羞答答地看着王安石，好像在打量，在猜测，表情异样，非常复杂。
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里来想干什么，于是王安石相当严肃地盘问起来。
原来，此女子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一次押送军用物品的过程中在河里翻了船，损失了一大匹军品，被上级判罪，家产全部查没后还差九十万钱。
上级说，如果能如数交钱，人就可以释放，保持原职；如果没有钱，她的丈夫就要被免职，还要判刑。
由于丈夫已被拘押，女子爱夫心切，又没有地方去筹措这么大数量的钱款，万般无奈，才到买卖人口的地方，自己插上三根稻草，自卖自身。要价就是九十万钱。结果被一个老仆人领进这个不太宽敞却很幽静的大院。
这个女子不认识这是什么府邸，但也看出这是个大户人家，夫人告诉她，买她是要留给官人做妾，吩咐她要好好服侍官人。又说官人是个难得的好人，不会亏待她的。那女子说到伤心处，忍不住掉下几滴伤心的泪。听完女子的哭诉，王安石命该女子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即命人将该女子送回家去，并且不必退钱。
那个女子问了王安石的名号，才知道眼前这位和蔼而威严，一身凛然正气的人就是名满京华的新任知制诰王安石。于是女子千恩万谢，连连下拜道万福，然后欢天喜地回家与丈夫团圆去了。
五品官，清廉自律忙公务
把女子打发走后，王安石才通知吴氏，并询问吴氏为何要这样做。
原来吴氏进京后，见京师里的人生活特别奢靡，一般的富户都有几房妻室，大富户几乎是妻妾成群，朝廷官员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不纳妾的。尤其是有一定品级一定地位的官员，如果没有一两个妾，就好像不正常似的，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或认为这个官员有病，或认为这个官员过于惧内，家中一定是有个母夜叉。
王安石已经是五品官，早已有了纳妾的资格。吴氏见丈夫终日忙于公务，很是劳累，可能是没有工夫顾及于此，就私自做主，派人到外面去给丈夫买了一个妾。见丈夫决意不纳，又见他已经把人打发走了，吴氏便也无话可说。
终其一生，王安石只有一个夫人。此事之后，吴氏便再不给他买妾了。
王安石不纳妾，完全出于一个清廉官员的自律，是自觉的行为，只知道整日潜心去忙公务，这与西晋的贾充和初唐的房玄龄情况不同。贾充和房玄龄都是因为夫人吃醋而又特别厉害而不敢纳妾。
贾充的妻子郭氏极其厉害，给贾充生了两个女儿。贾充位极人臣，却没有儿子，但郭氏依然不准他纳妾。致使贾充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家业没有继承人，才出现用下圣旨的方式把外孙当孙子的怪事。
房玄龄的夫人宁可违抗圣旨喝毒酒，也不同意自己的老公娶第二个夫人。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王安石的情况与他们都不同，是夫人主动给他买的妾，什么障碍都没有，王安石依旧坚决不肯，更见其高洁。
不贪财，辞职后寸草不带
王安石是位冰清玉洁的伟大人物，他不贪官位。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要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汴梁，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
在事业最兴隆之时，坚决辞去相位，回家隐居。他不贪钱财，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张床，想按照价格付钱买下来，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将来会说不清楚。王安石不爱女色，终生一妻，更无任何桃色事件，绝无绯闻。
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仅此三项，便可令王安石永享盛名，留名青史。
梁启超最服膺的人便是王安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王安石的政治水平、人格操守理解得更是入木三分，因此感叹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认为王安石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惟一的完人。我们了解了王安石的为人处世，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的眼光。
七：[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秋征文]月是淡淡愁_800字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嘉佑元年，一位英姿飒爽的少年赴京赶考，身背沉重的行囊，目光却闪着睿智之光。他叫苏轼，今年，他虚岁才二十一。翌年，欧阳修正在礼部审卷，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吸引了他的目光，因为疑是自己弟子所写，为了避嫌，给了这篇文章作者第二名。从此，苏轼走上了仕途。熙宁二年，为母亲守孝三年的苏轼再次回到官场。正直王安石变法，他的许多师友被迫离京，朝中已是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当初的“平和世界”。苏轼看得很清楚，王安石的变法使不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想阻止，但却落得与恩师欧阳修一个下场，调为杭州通判。过了很久，苏轼都无法释怀，为什么！从此，他一生都对王安石变法存有极大的误解。元丰二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坐牢103天，若不是赵匡胤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早就死在断头台上。元丰七年，他被调往汝州上任。路途遥远，苏轼的幼子死在了路上。又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上任，苏轼又被调回京城。可是如今的苏轼，不能容于新党，亦无法见谅于旧党——也许这些党派都无法造福百姓。苏轼又开始抨击旧党，终于，他自愿调度到杭州做太守。奔波了一生，苏轼累了。他已不再是当初那意气风发的少年，他经历了太多太多，官场沉浮使他身心疲惫。在杭州的他，过得很快乐，他修“苏堤”，他造福百姓。可是，他真的快乐吗？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苏轼问自己身边的人：“我肚子里有什么？”他对其他人的答案都不满意，却很欣赏一个小妾的说法：“满肚子不合时宜！”是啊，苏轼从入官场为止，反抗新党，抨击旧党，然而这样的人却注定孤独。苏轼是在熙宁九年写下的《水调歌头》，那时写这首诗，是因为他思念弟弟，然而现在的他，仰望那一轮明月时，又在想着什么呢？苏轼的月亮，是孤独的月亮；苏轼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他最终死在荒蛮之地。他渴望一个能与他共婵娟的人，却注定找不到了。高处不胜寒，是他真正的写照。
六年级:吴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