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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遣悲怀三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出自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其一》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赏析屡屡在见诸于各类报刊文章，说某某夫妻贫穷，艰辛度日，必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初不以为然，想国人毕竟读书者甚少，尚可谅之，后屡见不鲜，麻木已无感觉。今年春节看著名节目“南京零距离”是见著名光头孟非同志，说某某夫妻贫穷，艰辛度日，又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终大怒，奋而揭杆讨之。 “贫贱夫妻百事哀”语出唐人元稹“遣悲怀”诗三首之，全诗为“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为元稹怀念亡妻所作，情真义切，感人至深，遍览唐诗宋辞，悼亡妻之作，唯苏轼之“江城子”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之句可与之媲美，是以千古传诵也。
(2) [遣悲怀三首]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一首唐代诗人李商隐以男女离别为题材的爱情诗。以句中的“别”字为通篇文眼，描写了一对情人离别的痛苦和别后的思念，抒发了无比真挚的相思离别之情，但其中也流露出诗人政治上失意和精神上的闷苦，具有浓郁的伤感色彩，极写凄怨之深、哀婉之痛，并借神话传说表达了对心中恋人的无比挚爱、深切思念。诗中融入了诗人切身的人生感受。
【原文】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蓬山 一作：蓬莱)
【赏析】
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脱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
(3) [遣悲怀三首]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邱永山 译注
【说明】张释之、冯唐都是汉文帝时杰出之士。他们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批评最高统治者，这些都是令人折节佩服的。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景仰之情，才由衷地称许他们的言论是“有味哉！有味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重点是写张释之、冯唐，但也一笔关涉两面，他们两人所以能显示出自己品格的卓异，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从谏如流”的汉文帝。汉景帝时，张释之由于景帝衔恨在心，“犹尚以前过也”，丢了官职，只能作个徒有其名的淮南王相。而冯唐也被任命作了楚相，甚至最后连这样的职位都保不住。作者昭示他们的坎坷际遇，是对封建政治的控诉。文末，司马迁引用《尚书》之语称赞张、冯是“不偏不党”，“不党不偏”。景帝疏远贤者，不正是亦党亦偏的表现吗？作者对封建政治的批判之意是极明显的。此文在写作上也能体现司马迁的风格，在朴实的叙写中，蕴蓄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一些细节之处也能作栩栩如生的描写，特别是一些人物的对话，更能使传文有着强烈的文学性，显示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如对张、冯二人的犯颜直谏和汉文帝的勇于纳谏，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廷尉张释之，是堵阳人，字季。和他的哥哥仲生活在一起。由于家中资财多而作了骑郎，侍奉汉文帝，十年内得不到升迁，默默无名。张释之说：“长时间的做郎官，耗减了哥哥的资财，使人不安。”想要辞职回家。中郎将袁盎知道他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就请求汉文帝调补他做谒者。张释之朝见文帝后，就趋前陈说利国利民的大计方针，文帝说：“说些接近现实生活的事，不要高谈阔论，说的应该现在就能实施。”于是，张释之又谈起秦汉之际的事，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和汉朝兴盛的原因。文帝很赞赏他，就任命他做了谒者仆射。一次，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出行，登临虎圈，汉文帝询问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禽兽的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只能东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看管虎圈的啬夫从旁代上林尉回答了皇帝提出的问题，答得极周全。想借此显示自己回答问题有如声响回应而且无法问倒。汉文帝说：“做官吏不该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依*。”于是命令张释之让啬夫做上林令。张释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是长者啊！”又再一次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帝再一次回答说：“是个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俐齿的啬夫吗？秦代由于重用了舞文弄法的官吏，所以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急苛刻督责为高，然而这样做的流弊在于徒然具有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而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因为这个缘故，秦君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势日衰，到秦二世时，秦国也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犹如影之随形声之回应一样，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好吧！”于是，取消原来的打算，不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文帝上了车，让张释之陪乘在身旁，车慢慢前行。文帝问张释之秦政的弊端，张释之都据实而言。到了宫里，文帝就任命张释之做了公车令。不久，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没有下车，当时张释之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并检举揭发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敬”罪，并报告给皇帝。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陪罪说：“怪我教导儿子不严。”薄太后也派使臣带着她的赦免太子梁王罪过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才能够进入宫中。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又过了些时候，张释之升任中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这时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示着通往新丰的道路给她看，并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接着，让慎夫人弹瑟，汉文帝自己合着瑟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切碎的
(4) [遣悲怀三首]《水调歌头》鉴赏
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反衬自己遣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丙辰，是公元1076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苏轼一生，以崇高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是经常处在儒释道的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与总结。“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对于一贯秉持“尊主泽民”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此点在题序中并有深微的提示。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文学家，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了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此词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天这一细节与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有相似之处。其问之痴迷、想之逸尘，确实是有一种类似的精、气、神贯注在里面。从创作动因上来说，屈原《天问》洋洋170余问的磅礴情，是在他被放逐后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在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后“呵而问之”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是情景触碰激荡的产物。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自注是：“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当也是即兴遣怀之作。苏轼此词正如小序中所言是中秋望月，欢饮达旦后的狂想之曲，亦属“伫兴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它们都有起得突兀、问得离奇的特点。从创作心理上来说，屈原在步入先王庙堂之前就已经是“嗟号昊
(5) [遣悲怀三首]《春望》鉴赏
语句赏析
全篇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人以写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起首一“国破山河在”，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写出了国破城荒的悲凉景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以物拟人，将花鸟人格化，有感于国家的分裂、国事的艰难，长安的花鸟都为之落泪惊心。通过花和鸟两种事物来写春天，写出了事物睹物伤情，用拟人的手法，表达出亡国之悲，离别之悲。体现出诗人的爱国之情。诗人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地感叹忧愤。国家动乱不安，战火经年不息，人民妻离子散，音书不通，这时候收到家书尤为难能可贵。诗人从侧面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在动乱时期想知道亲人平安与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以家书的不易得来表现诗人对国家深深地忧虑。结尾两句，写诗人那愈来愈稀疏的白发，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以动作来写诗人忧愤之深广。全篇诗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全诗抒发了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情感，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六月，安史叛军攻下唐都长安。七月，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顿在
(6) [遣悲怀三首]杜甫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出生于巩县（在今河南省），唐朝伟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1]，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生平】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 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
(7) [遣悲怀三首]名家名篇：欧阳修
人物评传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幼时而孤，有贤母荻杆画地育教。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令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以景抒怀，平易流畅、委婉曲折。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其文为“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其诗主要有《食糟民》、《南獠》、《生杳子·无夕》、《画眉鸟》、《戏答元珍》等，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评：“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其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临江仙》（柳外轻雷）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平山栏槛）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令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传世名篇
朋党论
【题解】
见《欧阳文忠公文集》。此乃奏章，作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时夏竦、吕夷简因欧阳修等弹劾而先后罢相，范仲淹、韩琦、富弼执政，史称“庆历新政”。夏竦等攻击范仲淹等为“朋党”，亦牵涉作者。作者时在谏院，因上此章。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