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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作文篇1: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语文，顾名思义就是语言文化，语文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课本上的文章吗？不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语文无处不在。
现在的广告时时在你身边，它们也都含有语文的成份，像某帽子店的广告是“以貌取人”。此广告新颖而灵活，它适当运用了“以貌取人”这个成语，这种表达又说明了帽子是非常珍贵的，又使别人容易记下来。平时我写作文不知如何写才能新颖而诱人，而从广告中，我知道该如何写作文。
记得老师在上课时曾说了一条好的广告。“在一餐馆的门口有一只大桶，上面写着‘不许偷看’，这引起大家的好奇心，纷纷前来观看，而桶里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店有美味啤酒，请来品尝’”。而这就是以人们的好奇心来做广告。从这里我明白了，设置悬念是作文的一种好的方法。它让人们充满了好奇心，想接着看，把谜底揭开。
还有一条广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则广告也在启示人们，做人不要追求最好的，但要追求更好的。因为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最好与最差之分，如果你千篇一律想自己是最好的，那你必然会后退，你要追求更好，才能取得成功。
在某处有一侧法语学习班的招生广告：“如果你听了一课之后发现不喜欢这门课程，那你可以要求退回你的费用，但必须用法语说”，这侧广告是明显的有话不直说，如果一个人要去学习法语，那么他一定不会法语，而“必须用法语说”，说明了只要你来交了钱，上了课，钱就已经不能退回来了。而写作文也有这样一种方法，有话不直说，让你去猜。这也是一种好的表达方式。
在生活中有语文，只要你细心观察，你也会有额外的惊喜。
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21世纪,社会进入了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许多商家,企业纷纷通过广告这种促销活动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商品.不管在电视机上,收音机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广告的身影.许多广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从小就喜欢广告,那短小精悍,五花八门的广告,让我百看不厌,一口气能说出十条呢!如"海尔真诚到永远""温馨巴士伴你同行"......每次出门都会抱一大摞广告纸.
广告是商家的代言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使我们对商品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可以货比三家,挑选最合适的商品,既节省时间,又带来实惠.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中我也学到了语文.广告都是商家提炼介绍产品或服务的语言精华,简洁明了,琅琅上口,又一步到位.这里如果没有语文知识的丰富内涵,又怎能写出让人们如此信任的广告呢?
广告中处处有语文,语文无处不在.
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广告用语中，有一些比较优美的语言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让人赏心悦目；但大多数都是运用了一些成语的谐音，或是一些名言或成语的同音异字如：“某当铺广告——“当之无愧！”；某帽子公司广告——“以帽取人！”；“某理发店广告——“一毛不拔！”；“某打字机广告——“不打不相识！”；某眼镜店广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您的心灵，请为您的窗户安上玻璃。”等。这使我从中学到了语文，语文不仅是用语言来表述的文化，还是一种交际、经济发展的工具。
这也使我感到了另一负面问题。语文给人带来了美感，但这一些普通的广告用语却使人找不到语文的美感，感受不到语文的魅力。还有一些广告宣传中出现的“极品、神奇、之最”等等最高级用语，利用大众媒体作名不副实的虚假宣传。纯属欺骗误导消费者，故意制造假相或隐瞒事实真相，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错误行为，这类官司也屡屡发生。事实上，早在1997年8月，国家工商局就在《关于“极品”两字在广告用语中是否属于“最高级”、“最佳”等用语问题的答复》中认定：“极品”两字与最高级、最佳用语含义相同，属于绝对化语言。但现实中，已被归为“禁止”使用之列的“极品”及其相类似的称谓却频频亮相于众多商品及其广告中。我认为，诸如此类，向社会、厂商和有关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清除社会文化污染，规范广告用语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我认为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从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发现语文，并且去体验它，但也要善于发现一些不好的问题，去评论并发表一些不同的见解，在社会中引起共鸣，去制止它。如上文所讲，这些商家玷污了我们的语文，我们应当做出准确的判断，明辨是非。其实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体验了语文，学到了语文。
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语文，顾名思义就是指语言文化。语文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课本上的文章吗？不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语文无处不在。语文是用语言来表述的文化。语文既是交际工具，又承载了人类文化，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学习语文能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们要培养我们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以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为主干，至少包括语文知识、语文能力、一般智力、社会文化常识和情感意识与个性等五个要素在内的有机复合体。提高语文素养就是要使这五个要素实现辩证统一，得到全面、和谐、充分的发展。学习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开发智力，感受社会文化熏陶和陶冶情意、人格的和谐共振，构成了提高语文素养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开展校园活动，激发兴趣，猎取知识，增智益能。教师发挥创造性，并发动学生出谋献策，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讲演比赛、主题辩论会、智力开发竞赛、小诗评比、诗歌朗诵、办报比赛、话剧表演、书法比赛，组织画展等多种竞赛和游戏，在这些活动中，学生既是参加者，又是领导者，主人翁意识强烈，学生感到活泼愉快，受益匪浅。另外，我们还可以搞实践活动，组织参加第二课堂活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第二课堂活动中，感受语文的魅力。
中国的语言文字，因经济发展以及民族交融得到了进化。我国现在推广的标准普通话，是汉民族与东北亚其他民族不断“切磋”的结果。我们的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现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语言变化的速度日趋加快，大量的外来词语和新名词不断涌现，年轻人学得尤其快。伴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种广告也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在街上举目望去，路牌广告、车载广告、霓虹灯广告、商业广告比比皆是。回到家中，打开电视、收音机广告扑面而来。现代社会中，广告已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广告作为商业社会的产物，其作用已不单单是商品告示，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是时尚和流行的象征，对于公众的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某些广告商似是而非的成语新编，如“咳不容缓”、“油备无患”、“鳖来无恙”，牵强附会，毫无美感，无论对产品还是对文字本身，都只有误导作用，此种广告用语，应绝对禁用。广告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手段，通过一些花言巧语以及一些名人的代言，加强宣传力，推销产品。
我从广告中学到了语文作文600字
现在的电视广告十分的多，但什么都含有语文成分。脑白金，黄金搭档，田七，高露洁，可比克，旺旺大礼包等等，让你眼花缭乱，多的数不胜数。广告广告嘛，重要的是广告词要吸引人们的关注，要人们记住这个商品，所以，广告词就是这个广告的成功所在。
广告词竞赛，就相当于在玩文字游戏。谁把文字掌握的十分熟练，那么，广告词编的就好，广告词编的好，就相当于广告做的好。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条比较成功的广告。“老太太今年六十八，可一口绝活顶呱呱。看，是刀子转，碟子转，是刀子碟子一起转。你眼花又缭乱，可她丝毫不差一点点。为什么呀？牙好呗！康齿灵对中老年人有坚固牙齿的好帮助。咱康齿灵对中老年人有坚固牙齿的好帮助！”（康齿灵）此广告灵活的运用了压韵，使得吸引人。又将本产品与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事物连接起来，所以，可算上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了。
有的广告也比较成功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广告被大家“牢牢”记住，想忘都忘不了。像脑白金，黄金搭档，999牌感冒灵等等一大堆。难道，这些广告你没有见过吗？制作这些广告的人，难道不是在利用语文中的语言文字，来吸引大家的目光，这不属于语文吗？
法语作文篇2:初一下册语文第一单元作文_成长的烦恼作文550字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烦恼我也不例外。
我的烦恼和大家的差不多。比如说：考试没考好、作业一箩筐多得都像五指山把我压得抬不起头……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长大，就像那个任性的彼得潘一样。而在时光的洪流中，还是悄悄的渐渐长大……每次看着梧桐树叶一片片掉下来，一直掉满整个大地。我总觉得那些树叶慌慌张张的掉下来是为了遮住一个大秘密，而我扫开落叶，看到的总是黑色的柏油马路。每次云朵路过头顶，我总会傻傻望着天空，想看看云朵走过后露出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云后面还是那个天空，一成不变的天空。审讯，其中有两次是我记得最深刻，第一次我没有写作文，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不喜欢写作文，一写作文我脑子就要爆炸，可又不能不写，只好搜肠刮肚攒词，词写好了。BUT老师让写六百字，在我这可就是大打折扣了，只好开始凑字，字数够了语句又不通顺了可谓是漏洞百出。最后还是在老爸的帮助下写完了，再一看时间好家伙一天过去了。因此我十分厌恶作文不愿意写。
我第二次不写作业是因为我在家里父母东一句：“字写好点。”西一句：“字和字要对齐”不愿意写就到学校写，可是没写完又被老师拎到办公室，这一次我差一点就被开除了，也就是这一回我再也不敢不写作业了。
在成长的过程中的那些烦恼，只是对你的一生的
小考验，过了这些小考验你就会成长一步。
法语作文篇3: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_议论文1000字
这是个排名的时代，什么好的不好的都要争个不科学的上下。我虽对这些所谓的“最”持不以为然态度，但也感觉有一些“最”牵动着敏感的神经。
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
我在这个统计排名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照理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世界文明的载体、上帝额前最耀眼的光芒……但我讲这些大道理有大言不惭之嫌——要不是看了评选结果，我不知道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于我有无约束力。
越南话啦，我想，这种呜哩哇啦毫无美感的语言理所当然的应当占魁了。然而我错了。不是越南语榜上无名，而是它屈居第二。我就好奇了，第一名还能花落谁家呢？呵呵，中国。对，没错。中国，汉语普通话。仿佛是对我不负责任地效仿第一世界的上等人、随口对第三世界的同胞进行文化攻击的可鄙思想的一种绝妙讽刺，突然我就挨了一巴掌。
怎么能忍？一股静电从后颈直冲发梢。天朝传承千年的语言怎么可以遭到这样的诽谤！我即刻系着眉毛在网页上翻找起相关的论调。
“据专家科学统计……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法语；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汉语普通话”“由于长期将汉语作为唯一母语，导致对汉语悦耳与否缺乏感知”“西方人认为汉语的felling与越南语相似”“女子远嫁欧洲，只为逃避汉语在表达‘我爱你’时不含蓄面部动态”……诸如此类，五花八门，铺天盖地，绵绵无尽。如果说是所谓的“科学统计”得到如此结果，我还可以辩驳人的感受不是只会0和1的机器；如果说这个排名针对的是现代人使用的普通话，我还可以自欺欺人说它并不针对古代汉语——那种被一些人怀念的绵软温柔并且亲切的语调——只是近代社会强制性的缺乏沉淀的普通话而已；如果说这个排名来自西方，我还可以反击说日耳曼语系的使用者何以用他们的耳朵评判大东方的文明；如果说荒诞地为逃避汉语远嫁，我还可以不屑道中国之大免不了出几个崇洋媚外的奇葩；何况这还是中国的网站……我已经力排众议，哪怕有些解释似乎略显牵强，但接下来的反面论据，我孤身一人是真的难以应付了。
“法国街头二中国游客正常交流被警察拦下劝架”。
这条报道或许是所谓“最动听的语言”同“最难听的语言”的正面对抗了吧。虽然，我保证，一个至少会点法语的人保证，说法语最动听最温柔是不应该被普遍认同的，毕竟这看个人。我个人就认为法语不过是印欧语族中比较咕咕哝哝含浑不清的一种。至于温柔浪漫，官方鼓吹的民风而已，民风的影响力由国际地位决定。但我心中还是顿生一种无力感。
“当今中国游客的素质问题已称为热点话题。他们缺乏公德，处处违反规定，讲话随意，从不注意音量和语气。日前，甚至还出现了需要被打断激烈的交流——以劝架为由——的地步……”
所以中国的土豪游客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不仅在国际社会中败坏现代中国人民的形象，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形象？恍惚间我想起一讽刺作家“刻薄”的文章。某天于咖啡厅望到街上。美情美景，还有与之相称的美女，站在街角好像在等人……——然后该作者不吝笔墨地极言该女子之美丽时髦的外表，当一位新时代丽人跃然纸上时忽然来了一句——“那美女等待的人到了，也是一个美女。正当我叹到今个儿饱了眼福之时，美女们推推搡搡的交流开始了，四句开场话，竟都以当地方言的一句粗俗不堪的语气词开头……”
从“不堪入耳”的回忆中恍过神来，悲哀的我发现这场辩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如果将使用者的品行素质也归入对一门语言优美与否的评比项中，非但叫敏学笃思的辩论者输掉了辩论，而且叫忠实的辩论者失掉了对自己论点的信仰。我还能说什么呢？不再笃信自己的论点，还拿什么大言不惭地说下去？倘拿自己的品行做载体，还有哪一种语言从某些人口中蹦出来会是悦耳的？
现如今普天下都在讲文化复兴，只恐怕文化复兴还远在千年之前和千年之后。先将素质复兴搞定了，再慢慢地算文化复兴的账吧。毕竟汉语，虽说以表意为主，但单从音韵讲，也是刚柔可控而优美的。——时下不是凡事都讲求一个“萌”么，可知汉语“呼噜”一词还是入选了全球最美发音的？——总而言之，至少汉语不是难听的语言，更不是“最”难听的语言。好好重视一下素质，至少汉语以及其他中国文化在被卷入类似的无稽之评时不会像哑子吃了黄莲，不会无力反驳。
法语作文篇4:2016高考语文作文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岭南大学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学术传承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